近年來，成都市律師行業蓬勃發展，截至2022年4月，全市共有執業律師人數17010名、律師事務所968家，居全國第四、中西部第一。

作為律師傳統的基礎性業務——刑事業務在全市律師中執業狀況如何：究竟有多少律師只從事刑事業務，主要從事刑事業務或者刑民兼做，又有多少律師基本不從事刑事業務及為什么；在要從事刑事業務的律師中，年齡、學歷結構如何，是否擁有法律教育背景；目前執業年限及分布情況，案件作業模式，年均承辦刑事案件數量及占比，具體的刑事案件類型分布如何；業務推廣、案件來源渠道及律所品牌對業務的影響如何；收費方式、標準及整體收入情況如何；參與刑事業務培訓時間及方式，執業過程中面臨的困難和對律協組織的希望等等。如果能夠比較深入準確地摸清成都市律師刑事業務執業狀況這些“家底”，對市律師行業主管部門、行業黨委、市律師協會進一步對焦律師刑事業務現狀，有針對性地提升會員管理服務水平，進一步做大做強成都刑事律師隊伍提供有益的參考。

基于此，在市律協主要領導的親自關心和指導下，市律協刑事法律專業委員會于2022年8月面向全市律師開展了本次“成都律師刑事業務執業狀況”調研。通過調查問卷和個別訪談相結合的方式，獲得了相關大數據和訪談記錄，經過整理分析，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本《調研報告》。

1059名律師中，中共黨員353人，占比33.33%；共青團員90人，占比8.5%；民主黨派和統戰部門認定的無黨派人士38人，占比3.59%；群眾578人，占比54.58%。

1059名律師中，本科學歷以下16人，占比1.51%；本科學歷868人，占比81.96%；碩士研究生170人，占比16.05%；博士研究生以上5人，占比0.47%；其中，擁有法律教育背景的858人，占比81.02%。

1059名律師中，在從事律師職業之前有過其他的職業經歷的689人，占比65.06%；沒有其他職業經歷的370人，占比34.94%。在有其他職業經歷的689人中，具有公檢法職業經歷的97人，占比14.08%；有其他體制內職業經歷（含國企）的167人，占比24.24%。

1059名律師中，具有金融類（證券、基金等）從業資格、財稅類（注冊會計師、稅務師、評估師等）從業資格、外語類（翻譯資格）、知識產權類（專利、商標代理人資格）的256人，其他從業資格（如教師資格等）154人，共占比38.71%。

1059名律師中，事務所主任82人，占比7.74%；合伙人（含執行主任、執行合伙人）201人，占比18.98；提成制律師541人，占比51.09%；授薪制律師235人，占比22.19%。

以上整體大數據基本吻合成都市律師行業近幾來其他相關統計數據，樣本數據比較真實，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二）成都律師刑事業務執業狀況相關數據

大數據表明：在1059名參加問卷調查的律師樣本中，要從事刑事業務的律師669人，占比63.17%；從不做刑事業務的律師390人，占比36.83%。凡是回答“從不做刑事業務”的律師在填寫最后一道問題后即終止問卷。最后一道問題是“您從不做律師刑事業務的原因是什么？”。“因為所學專業、興趣的原因”146人，占比37.44%；“因為所在團隊從不做刑事業務”148人，占比37.95%；“因為刑事業務風險太大”105人，占比26.92%；“因為不愿意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屬打交道”32人，占比8.21%；“因為不愿意與公檢法機關打交道”23人，占比5.9%；“因為刑事業務沒有穩定的案源和收入”43人，占比11.03%；“辦理刑事業務需要經常跑看守所，太辛苦”17人，占比4.36%；其他原因51人，占比13.08%。

因此，以下數據主要圍繞要從事刑事業務的669人展開。

刑事案件業務量占總業務量百分之十以下的423人，占比63.23%；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五十的195人，占比29.15%；百分之五十以上的51人，占比7.62%。在669名要從事刑事業務的律師中，明確表明自己只做刑事業務的17人，占比為2.54%。

數據表明，絕大多數律師是兼做刑事業務，刑事業務量超過一半的不到10%，專注從事刑事業務的律師則更少。

年均承辦刑事案件1-5件的548人，占比81.91%；承辦5-10件的84人，占比12.56%；承辦10-20件的27人，占比4.04%；承辦20件以上的10人，占比1.49%。

330人從未辦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占比49.33%；每年辦理1-3件的230人，占比34.38%；每年辦理4-5件、6-10件、10件以上的分別占比7.17%、4.48%、4.63%。

數據表明，刑事辯護全覆蓋后，依然有近一半成都律師未做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再結合“兩高兩部”最新出臺的《關于進一步深化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工作的意見》，刑事辯護全覆蓋將向審查起訴階段延伸試點，有理由相信，成都要從事刑事業務的律師資源基本能夠滿足審查起訴階段全覆蓋的數量要求。

單槍匹馬、個人作業的346人，占比51.72%；一人領銜、師徒二人協作的116人，占比17.34%；三人以上團隊分工協作的207人，占比30.94%。

選擇刑事辯護業務的633人，占比94.62%；刑事合規41人，占比6.13%；代理刑事控告、申訴等95人，占比14.2%；刑事案件咨詢與專項191人，占比28.55%；其他占比4.48%。

數據表明，刑事辯護業務依然在律師刑事業務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當然，隨著刑事合規的興起，這部分業務量也將增加。

選擇“非常有幫助”的82人，占比12.26%；選擇“有一定幫助”的340人，占比50.82%；選擇“幫助不大”的247人，占比36.92%。

律所品牌對律師刑事業務的幫助肯定是存在的，只是大與小的問題。律師拓展刑事業務，既需要律所品牌，同時自身的業務能力和知名度也非常重要。

選擇“有助于律師業務全面發展”的406人，占比60.69%；選擇“個人的專業、興趣所在”的346人，占比51.72%；選擇“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權利義務”的377人，占比56.35%；選擇“刑事案件影響力大”的93人，占比13.90%。

數據表明，律師選擇從事刑事業務的原因是多元的綜合。

有無罪案例的80人，占比11.96%；有不起訴和免予刑事處罰的433人，占比64.73%；有變更輕罪案例的211人，占比31.54%；有從輕、減輕處罰案例的466人，占比69.66%。

有251人選擇進行過調查取證，占比37.52%；另外418人沒有進行過調查取證，占比62.48%。

選擇“參加過”的351人，占比52.47%；沒有參加過的318人，占比47.53%。數據表明，要從事刑事業務但又沒有參加過相關業務培訓的律師還是有近一半，對律師“刑事業務培訓全覆蓋”仍然有較大的拓展空間。

了解刑事合規業務的336人，占比50.22%；不了解的333人，占比49.78%；辦理過刑事合規業務的89人，占比13.3%；沒有辦理過該業務的580人，占比86.7%。說明刑事合規業務仍然方興未艾。

選擇“線下社會活動”的424人，占比63.38%；選擇“微信朋友圈”的242人，占比36.17%；選擇“短視頻平臺”的34人，占比5.08%；其他方式232人，占比34.68%。調研表明，采用傳統線下社會活動拓展業務仍然是主要方式，但采用新媒體等其他方式拓展業務正在興起。

選擇案件難易程度的605人，占比90.43%；選擇案件訴訟階段的467人，占比69.81%；選擇客戶支付能力的370人，占比55.31%；選擇是否異地、跨省的428人，占比63.98%；選擇案件罪名數量的267人，占比39.91%；另還有200人要考慮對自己業務能力與知名度的判斷，占比29.9%。

數據表明，辦理刑事案件收費主要考慮因素居第一位的是案件難易程度，但其他因素也有不容忽視的地位。

親友介紹的有458人，占比68.46%；老客戶推薦439人，占比65.62%；律所或同行律師提供的314人，占比46.94%；指導律師或團隊負責律師提供的122人，占比18.24%；社會交際自尋客戶的270人，占比40.36%；等待潛在客戶主動聯系的323人，占比48.28%；網絡平臺推薦客戶的63人，占比9.42%。

數據表明，刑事業務來源渠道呈多元化趨勢。

選擇“按訴訟階段收費”的349人，占比52.17%；選擇一次性收費（按三階段）的233人，占比34.83%；選擇按委托事項收費的80人，占比11.96%。

1萬元以下231人，占比34.53%；1-3萬382人，占比57.1%；3-5萬43人，占比6.43%；5-10萬9人，占比1.35%；10萬以上4人，占比0.6%。

1萬元以下39人，占比5.83%；1-5萬元507人，占比75.78%；5-10萬元105人，占比15.7%；10-20萬元14人，占比2.09%；20萬元以上4人，占比0.6%。

10萬元以下的554人，占比82.81%；10-30萬元的93人，占比13.9%；30-70萬元的18人，占比2.69%；70-100萬元的1人，占比0.15%；100萬元以上的3人，占比0.45%。

滿意或者基本滿意的共421人，占比62.93%；不太滿意的有248人，占比37.07%。需要注意的是，本題目針對委托辯護情形，不包含刑事法律援助指定辯護情形。

選擇“學歷、教育背景”的316人，占比47.23%；選擇“所在律所品牌度”的343人，占比51.27%；選擇“業務能力”的541人，占比80.87%；選擇“宣傳推廣”的289人，占比43.2%；選擇“人脈資源”的446人，占比66.67%；其他占比8.52%。

盡管刑事業務收費與個人關系也呈現多元形態，但絕大多數律師都選擇了“業務能力”，說明廣大律師對這一點還是有比較清醒的認識。

50小時以下的520人，占比77.73%；50-100小時的119人，占比17.79%；100小時以上的30人，占比4.48%。

每年刑事業務學習與培訓時間在50小時以下的占了77.73%，說明律師業務學習和培訓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所在律所組織的學習培訓有330人，占比49.33%；參與各級律協組織的學習培訓有324人，占比48.43%；參與各種商業培訓機構的有113人，占比16.89%；選擇自學的534人，占比79.82%。

選擇“司法機關對律師辯護意見采納率低”的484人，占比72.35%；選擇“案源不穩定”的417人，占比62.33%；選擇“辦案風險大”的366人，占比54.71%；選擇“當事人對案件結果不滿意”的293人，占比43.8%；選擇“付出與收入不匹配”的277人，占比41.41%；其他3.89%。數據表明，律師辦理刑事業務面臨的壓力也是多元的。

選擇“當事人及其親屬不滿意結果”的449人，占比67.12%；選擇“被害人及其親屬攻擊”250人，占比37.37%；選擇“社會輿論攻擊”的247人，占比36.92%；選擇“自身對法律風險認識不足”的269人，占比40.21%；其他14.5%。

選擇“疫情期間會見限制多”的556人，占比83.11%；選擇“看守所會見政策不統一”的515人，占比76.98%；選擇“會見時間有限”的369人，占比55.16%；選擇“視頻會見效果不佳”的410人，占比61.29；選擇“會見室或視頻會見設備不足，預約、等待時間過長”的403人，占比60.24%。

數據顯示，疫情期間律師會見依然是個大問題。

選擇“向律協和所在律所報告”的503人，占比75.19%；選擇“向有關國家機關控申”的230人，占比34.38%；選擇“用自媒體發聲”的28人，占比4.19%；選擇“向新聞媒體尋求幫助”的22人，占比3.29%；其他18.39%。

數據顯示，絕大多數律師在辦理刑事業務中遇到問題采取的還是比較理智的態度。

選擇“加強專業知識和技能培訓”的526人，占比78.62%；選擇“加強行業交流和分享”的448人，占比66.97%；選擇“為爭取律師執業權利提供幫助”的548人，占比81.91%；選擇“加強執業風險防范培訓”的449人，占比67.12%；其他6.28%。

選擇“繼續主要從事刑事業務”的109人，占比16.29%；選擇“保持一定的刑事業務量”的508人，占比75.93%；選擇“轉行主要做其他業務方向”的52人，占比7.77%。

數據表明，“刑民兼做”依然是未來多數律師的選擇。

調研組有針對性地選擇了三位40歲以下青年律師，三位執業五年以上的成熟律師，三位主要從事刑事業務律師和三位兼做刑事業務律師個別訪談，對成都律師刑事業務執業狀況存在的現實性問題梳理如下。

可以說，疫情背景下會見難是本次調研律師反映最為強烈的一個現實問題。

（二）刑事業務數量偏低且來源渠道單一

2.從案源渠道來看，刑事業務渠道仍集中于親友介紹、老客戶推薦、潛在客戶主動上門聯系等，上述途徑較為傳統、單一。業務推廣方式也多集中在線下社會活動，受眾群體范圍具有局限性，導致案件數量偏低。

3.受業務水平、案源渠道、律所品牌等多方面因素限制，刑事案件收費偏低，仍有一定比例的律師對刑事業務收入情況不滿意，生存壓力較大。

4.即便是專注刑事業務的律師，刑事業務案源不穩定現象也普遍存在。僅僅主要依靠刑事業務就能維持相對不錯收入的律師也只能是極少數，絕大多數律師必須各類案件都要做。尤其是青年律師，沒有更多選擇的機會。

（三）刑事業務辦理過程中風險因素較多

2.辯護人妨害作證罪依然是懸在律師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由于部分辯護律師對執業風險認識不足，加之證人出庭作證難的現狀，存在律師私下會見控方證人、被害人及其親屬，在與當事人溝通過程以及與公檢法溝通過程中容易觸碰紅線。

3.在普通社會公眾眼中，辯護律師為“壞人”辯護的刻板印象依然存在，導致律師在執業過程中也會受到來自社會輿論的壓力和攻擊，尤其是在某些重大刑事案件中不僅要面對社會的壓力，也面臨來自公檢法的壓力。

（四）刑辯律師發揮作用空間較小

2.辯護律師與司法機關就案件進行溝通也存在一定的問題。部分律師反映，目前雙方溝通的主導權仍由司法機關一方掌握，能否進行溝通，何時進行溝通，如何進行溝通往往由司法機關決定，導致某些案件中律師無法充分發表意見。

3.調查取證權利很難實現。法律規定，律師自行調查取證的，憑律師執業證書和律師事務所證明，可以向有關單位或者個人調查與承辦法律事務有關的情況。但是在實踐中，大量存在憑借這兩項無法調取證據的情況，自行取證也面臨一定的被指誘導證人的風險。

（五）律師的刑事業務學習和自我提升仍待加強